護航數字文明，ISC組委會攜手光明網共探數字安全新風向******
伴隨數字化轉型進程的深化，各種新理念、新業態、新模式持續給政策制定、生產制造、社會治理等帶來深刻影響，逐漸塑造形成了新的文明形態——數字文明。但與此同時，高度的數字化也衍生出了新的威脅，讓安全風險不斷加劇。
作為亞太地區乃至當今世界規格高、輻射廣、影響力深遠的全球性安全峰會，互聯網安全大會（簡稱“ISC”）自2013年首屆舉辦以來，見證了自計算機安全時代到網絡安全時代高速發展的黃金十年。如今，進入數字安全時代，ISC 2022以“護航數字文明，開創數字安全新時代”為主題，聚焦數字安全建設所面臨的諸多問題，致力擘畫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新藍圖。
在大會即將迎來十周年之際，ISC組委會攜手光明網網絡安全頻道，特邀9位安全領域權威專家，分別從戰略、技術、行業、產業、生態、創新、市場、產品、定位等維度，提煉總結出針對數字安全建設的9大關鍵詞，為數字安全的未來發展作出有力注解，進一步助力中國數字化發展之路行穩致遠。
體系作戰
數實融合的主戰場上，整個社會的運轉、政府的治理、工廠的運作都架構在軟件之上，安全挑戰前所未有，但傳統的安全防護已經不足以應對持續變化的安全問題。所以，中國計算機學會計算機安全專業委員會榮譽主任，公安部第一、第三研究所原所長嚴明提出，安全亟待用數字化思維重塑，建設體系化、實戰化、常態化的數字安全能力勢在必行。
看見威脅
當過去我們講安全的時候，往往總是把安全技術化、產品化。而在數字時代中，所有的攻擊都是未知的，攻防雙方的博弈已經從技術的攻防對抗，變成了看見與看不見的對抗。360政企安全集團高級副總裁高瀚昭對此表示，面對數字安全威脅的升級，如何及時“看見”威脅成為業界最大的挑戰。
互聯互通
面對越來越趨于專業化、規?；暮诳徒M織攻擊，沒有任何一家公司、一項顛覆性技術或一款產品可以單憑一己之力、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因此，針對全行業的數字安全建設，中國農業銀行科技與產品管理局信息安全與風險管理處處長何啟翱提出，“拆墻”是大勢所趨，只有打破各自為戰，實現協同聯防，才能共同應對時代挑戰。
有法可依
近年來，我國陸續出臺了《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國家網絡空間安全戰略》以及《關鍵信息基礎設施安全保護條例》等，為數字安全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國家信息中心國信衛士網絡空間安全研究院副院長葉紅表示，面對關鍵行業和新技術、新場景頻發的安全威脅事件，持續深化安全舉措，讓數字安全有法可依，已經成為全球各國高度聚焦的共性課題。
扶助中小微
中小微企業作為國家經濟的“毛細血管”，直接關系到國家數字化戰略的成敗。然而，中小微企業數字化卻面臨著掉隊的危險。對此，中國網絡安全產業聯盟副秘書長許玉娜指出，扶助中小微企業構建數字安全能力的機制，建立起完善的數字產業支撐，才能為數字經濟和數字中國建設保駕護航。
創新求變
創新是應對未來數字風險、保障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的關鍵。但在創新方向的選擇上，數世咨詢創始人李少鵬表達了自己的見解，數字安全的創新方向需要基于業務求變，考慮的源點應聚焦為究竟能夠解決什么問題。哪怕只是專注于相對獨立的局部戰場，也可能挖掘出顛覆未來發展的機遇。
戰場“炬目”
數字時代較為顯著的特點是大量設備入網、業務和數據上云，終端作為數字化的基礎節點，扮演的角色至關重要。360集團副總裁、政企安全集團首席科學家潘劍鋒認為，為更好的應對網絡攻擊問題，終端安全必須具備看見威脅的“炬目”，第一時間“看見”威脅是打造數字安全屏障的首要條件。
千億藍海
《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指明了數字化發展八大重點領域，其中一個領域就是著力強化數字經濟安全體系。這為中國安全市場發展提供了堅實的政策基礎，IDC中國副總裁兼首席分析師武連峰據研究預測，數字安全的未來市場也將因此開啟千億藍海，成為激活數字經濟的關鍵增量。
數字化基座
數字時代，網絡安全已不再是以前的信息、網絡、系統本身的安全，更是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基礎設施安全、城市安全、人身安全等更廣泛意義上的安全。因此，賽迪顧問高級業務總監高丹表示，網絡安全需要完成向數字安全的演變，等同于數字化的“基石底座”。
數字安全的發展大潮中永遠不缺風口與時機，ISC基于十年的積淀，不斷為行業的發展點亮“燈塔”，助力更多企業抓住每個可以起飛的風口。 7月30日-8月2日，ISC 2022即將啟幕，萬人同頻共話數字安全，為數字文明保駕護航。更多詳情可關注N世界-ISC大陸（isc.n.cn），精彩不容錯過?。ㄎ陌福豪钫凇≈谱?：董志豪）
ISC互聯網安全大會組委會、光明網網絡安全頻道聯合出品
東西問 | 劉宏：“本土化”與“跨國性”交織，新加坡華人新移民身份認同如何嬗變？******
中新社北京1月4日電 題：“本土化”與“跨國性”交織，新加坡華人新移民身份認同如何嬗變？
——專訪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長劉宏
中新社記者 吳侃
作為華人占多數的多元種族、多元文化國家，新加坡對于思考華人新移民社會認同和跨國主義間不斷變化的關系提供了重要個案。近年來中新兩國合作不斷深化，在帶來巨大經濟機遇的同時，也使當地社會對華人新移民更關注，推動并強化獨特的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成為新加坡族群政策的重中之重。
在新加坡“多元一體”的族群政策下，近十年來華人新移民的社會認同產生了怎樣的變化？華人新移民的“本土化”與“跨國性”進程如何交織互動？中華文化如何影響華人身份認同的構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暨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長劉宏教授近日就此接受了中新社“東西問”專訪。
現將訪談實錄摘要如下：
中新社記者：新加坡“多元一體”的族群政策有怎樣的背景、內容和特點？新加坡的“多元一體”與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有何不同？
劉宏：我認為新加坡的族群政策體現了“多元一體”的特征和追求?！岸嘣惑w”這個概念是中國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在20世紀80年代末期提出來的，他從三個層面闡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特點：56個民族是基層，中華民族是高層；漢族在從分散的多元向一體轉變過程中扮演了核心凝聚作用；不同層次的認同并行不悖，各自發展自身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
新加坡街頭的春節燈光秀。Ore Huiying攝新加坡的“多元一體”跟中國有些類似，但也存在顯著差別。新加坡是中國以外唯一一個華人占多數的多元種族國家。華人占總人口的75%左右，但華人及其語言文化并未作為從多元到一體的凝聚者，新加坡在保留多元種族語言的基礎上，采用英語作為通用語并以多元文化為核心來凝聚整個國家。易言之，新加坡的“多元一體”，“多元”是種族、語言、文化、宗教上的多元，“一體”是指一體的國家身份認同。這不僅是多元族裔社群融合的基礎，也構成國家對新移民社群的總體政策框架。
新加坡政府的移民政策有兩個邏輯，一是經濟和人口邏輯，新移民可以補充對新經濟發展戰略至關重要的人力資本，也能協助應對持續的低生育率帶來的挑戰。二是政治和身份認同驅動的邏輯，它要求新加坡確保新移民緊密地融入本國具有多元種族特征的社會文化環境中。
以上述兩種邏輯為考量，近年來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系列針對新移民的政策，全力推動包括華人在內的新移民融入多元種族社會中，推動并強化獨特的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同時也鼓勵他們與中國及其他海外華人社群建立跨國商業網絡。
新加坡唐人街。Newscom/視覺中國 供圖中新社記者：華人新移民在建立獨特的新加坡華人身份認同的過程中，同時面臨“本土化”與“跨國性”兩個進程，這兩個進程如何交織互動？
劉宏：新移民移居海外后，同時面臨著兩個社會進程，即“本土化”與“跨國性”。本土通常指海外移民的移居地，本土化指華人移民因適應海外移居國社會而產生的一系列調適與變遷?？鐕允且泼裥纬刹⒕S持其連接移居國與祖(籍)國的多重社會關系的機制和過程。
在新加坡，華人新移民的本土化與跨國性是并行不悖的，二者并非“零和游戲”，而是相互促進、彼此推動的。華人移民在努力融入移居國的同時，也在家庭、生活、事業和文化等方方面面與中國保持著密切的聯系，但本土化與跨國性的深度和重要性并非完全相同，華人新移民還是以融入新加坡社會為主要導向和目標。
我們所說的“雙重嵌入”是將社會學的“嵌入”這一概念置于移居國和祖(籍)國雙重視野之下，探討新移民的本土化和跨國性這兩大進程如何彼此交織與互動。以新加坡華人群體中的新移民企業家為例，推動新移民企業家在新加坡和中國的雙重嵌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一是新中兩國相對開放和不斷改善的移民政策。作為移民國家，新加坡一直在接受移民，隨著新加坡移民人口不斷增長，新加坡政府也加快推動新移民融入本土社會的步伐。二是新中兩國相鄰的地理因素和不斷提升的經濟合作環境。新加坡政府奉行開放型經濟政策，注重與中國的經貿合作，對于華人新移民以及與中國在經濟上聯系互動持積極態度。近年來中國政府的招才引智和引資工作也不斷完善，針對海外華人投資創業有一些扶持政策，鼓勵他們參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三是新移民企業家與老一代華商相比，有更強的雙重嵌入的意愿和能力。
新加坡民眾來到寺廟向觀音菩薩祈福。NurPhoto/視覺中國 供圖中新社記者：新加坡華人社團在幫助華僑華人融入住在國社會和搭建與祖(籍)國聯系方面分別起到怎樣的作用？
劉宏：海外華人聚集區會自發形成華人自我管理的社會形式，組成華僑華人聯合會、華商會、同鄉會等社團。傳統的華人社團大多是基于地域和親緣成立的，而新移民社團成員來自中國不同區域，社會背景更多元化，也更具包容性，華人社團在幫助新移民融入住在國和聯系祖(籍)國兩方面都起到作用。
新加坡最大的華人新移民團體華源會成立于2001年，其使命包括協助會員更好地融入新加坡的多元種族社會、助推新加坡與中國的商業貿易合作等。我對華源會成立以來至2019年期間舉辦的263項活動進行定性和定量分析發現，與融入當地有關和與祖(籍)國有關的活動數量呈現增長趨勢，但以前者更為顯著。成立于2000年的新加坡天府會也有類似的發展軌跡。雖然天府是四川的別稱，但其會員來自中國各地，天府會各類活動也注重將幫助會員融入住在國和加強會員與祖(籍)國的聯系相結合。
作為全球化浪潮與跨界商業網絡日益發展的一個方面，新移民社團也推動了制度化網絡的建構。自1990年新中建交以來，特別是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兩國經濟關系發展迅速，中國成為新加坡最大貿易伙伴。新移民社團能更有效地推動兩國間交往，在跨國商業網絡建構過程中起到橋梁作用，使華人新移民企業家可以充分發揮了解兩種制度、兩種文化的優勢，進而成為中國企業在地化的合作伙伴，同時將國外的一些先進經營管理理念帶到中國。
華人在新加坡跳廣場舞。朱迪鋒 攝中新社記者：如何理解華人的“社會認同”？近十年來新加坡華人的社會認同產生了怎樣的變化？中華文化如何影響華人身份認同的構建？
劉宏：談到社會認同，其經典的定義是“一個社會的成員共同擁有的信仰、價值和行動取向的集中體現，本質上是一種集體觀念，它是團體增強內聚力的價值基礎”。進入21世紀以來，新加坡華人社群面臨的關鍵問題就是身份認同問題，即如何在全球化時代、在這個多元種族和多元文化的國家中，塑造、培育和強化新加坡人的身份認同和內部凝聚力。
近十年來，在新加坡政治經濟新常態的大背景下，華人新移民的社會認同發生了一些轉變，在延續此前的多元性特征同時，其重心日益向本土認同轉移。與此同時，祖籍地聯系以及全球商業網絡依舊發揮著不可忽略的作用。
新加坡中學生參觀孫中山先生革命活動基地——新加坡晚晴園，了解辛亥革命歷史。蘇丹 攝這種變化其實是很自然的現象，大部分的新加坡華人在當地出生，與祖(籍)國和家鄉的地緣聯絡有所減弱，但文化上的牽絆依然重要。例如，新加坡移民局2022年5月底取消了新生兒出生證上的父母籍貫標識，在接到很多民眾特別是華人民眾和社團的反饋后，移民局決定9月1日起把籍貫這一包含深厚歷史文化意義的標識重新加上。
中華文化源遠流長，對華人的影響是深刻且長久的，新加坡華人社會經過兩百年的發展，其文化融入了住在國和東南亞的因素，呈現出本土化特點，形成了有特色的華人文化，表現在語言、文化、習慣、思維方式等方方面面。比如華人依然保持著過中國傳統節日的習慣，但節俗中已融入了住在國文化特征(如撈魚生的傳統)；語言方面，新加坡華人日常使用華文時也會加入一些英文或馬來語詞匯等，逐漸形成植根于多元種族社會中的充滿活力的新加坡華人文化。同時，政府也認同華人文化是新加坡社會很重要的組成部分，通過不同方式注重保留、傳承和推廣中華文化。(完)
受訪者簡介：
劉宏，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協理副校長、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長、社會科學學院公共政策與全球事務系陳六使講席教授。他的研究領域包括亞洲治理、中國與東南亞關系、國際移民和全球人才管理等。他已出版20多部專著和100多篇學術論文。中文近著包括《跨界治理的理念與亞洲實踐》(2020)、《國際化人才戰略與高等教育管理》(2020)、《親愛的中國——移民書信與僑匯(1820-1980)》(2022)、《移動的邊界——跨國文化、教育與認同的政治》(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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